鸿博体育2013年是新媒体发展的井喷之年，腾讯、百度、奇虎、搜狐等新媒体着眼于未来市场布局，加快推进全媒体、全产业链发展战略，掀起了兼并重组的热潮。9月16日，腾讯市值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互联网公司中仅次于谷歌(3000亿美元)和亚马逊之后排名第三的公司，引发了传媒业界的广泛关注，有媒体把腾讯上市9年来的成就形象地列了一个等式：1个腾讯=1个中国银行=2个百度=2.4个招行=3.9个茅台=5.5个万科。[1]新媒体舍我其谁、不可阻挡的发展之势，让传统媒体的“生”与“死”再次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广播媒体如何应对全媒体挑战，不约而同地成为2013年岁末各级广播电台谋划2014年工作的议题之一。
2008年以来，广播媒体面对新媒体快速发展带来的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创新发展的重重阻力与障碍，坚持深化改革、抢抓机遇、积极探索、开拓创新，努力打造本土化、多样化、专业化、品牌化的节目形态，大力推进节目营销、广告经营和产业发展。
（一）发展格局正在调整。据统计（不包括港澳台），2008年底，全国有广播电台257座，广播电视台2069座。[2] 2009年底，广播电台251座，广播电视台2087座。[3] 2010年底，广播电台227座，广播电视台2120座。[4] 2011年底，广播电台197座，电视台213座，广播电视台2153座。[5] 2012年，广播电台169个，广播电视台2185个（含县级广播电视台1992座），付费广播频率14个。[6]上述数据表明，在新一轮广电传媒业改革中，伴随着电台、电视台合并的脚步，广播与电视、新媒体的融合进一步加快，广播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
（二）传播能力稳步提升。据统计（不包括港澳台），2008年，全国公共广播节目套数2437套，付费广播节目套数1套，生产制作广播节目649.40万小时，公共广播节目播出时间1162.97小时，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0%。[7] 2009年，全国公共广播节目套数2520套，付费广播节目套数1套，生产制作广播节目671.65万小时，公共广播节目播出时间1226.55小时，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3%。[8] 2010年，全国公共广播节目套数2549套，付费广播节目套数3套，生产制作广播节目681.42万小时，公共广播节目播出时间1266.03小时，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8%。[9] 2011年，全国公共广播节目套数2587套，付费广播节目套数3套，生产制作广播节目693.70万小时，公共广播节目播出时间1305.75小时，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1%。[10] 2012年，全国公共广播节目套数2831套，付费广播节目套数14套，生产制作广播节目718.82万小时，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5%。[11]数据显示，我国广播频率数量、节目制作能力和综合覆盖率持续提高，广播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三）广告收入持续增长。广告是传统广播经营创收的主要来源。2008年以来，受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的影响，媒体广告资源总量增长收紧，广播广告却持续保持了高速增长。2008年全国广播广告收入为72.23亿元，比上年增加6.84亿元，同比增长16.91%。2009年全国广播广告收入为81.46亿元，比上年增加9.24亿元，同比增长12.25%。2010年全国广播广告收入99.58亿元，同比增长22.24%。2011年全国广播广告收入123.32亿元，同比增长23.84%。2012年全国广播广告收入136.20亿元，同比增长10.44%。[12]与此同时，新媒体广告价值日益凸显，改变了企业广告预算结构，越来越多的广告投向新媒体和自媒体，不断分流传统广告市场，也在改变着广播电视广告收入结构，电视广告收入在广电媒体广告总收入中的占比已从2008年的86.81%下降至2012年的82.37%，新媒体的广告占比由2008年的2.90%上升至2012年的6.91%，广播广告占比由2008年的10.29%上升至10.72%。[13]广播广告收入保持高速增长和在广电媒体广告总收入中的占比持续增长，充分彰显了广播媒体在传媒领域依旧拥有强大的广告吸附力和市场竞争力。
（四）频率定位更加清晰。广播频率专业化、类型化是广播媒体发展的基本方向，面对新媒体的挤压和受众市场的细分，广播频率正在从大综合向专业化、类型化演进。中央和省级、地市级广播频率已经实现了小综合、大专业的转变，正在从专业化向模式化推进，变“广”播为“窄”播，以“窄”播实现整体的“广”播。2002年12月20日，我国第一个类型化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开播，开启了我国广播类型化发展的新纪元。2008年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的加快，特别是家庭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以交通广播、汽车广播为代表的类型化广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广播频率迈入类型化发展新阶段，实现了广播从“媒体本位”到“听众本位”再到“目标听众定位的主流化”的转变，频率定位更加清晰准确，广播发展由栏目品牌化进入频率品牌化发展时期，对于大中城市、东部发达地区来说，谁拥有更多的频率，谁就掌握了类型化发展的更多主动权，广播频率的资源性优势也就更加突出。
（五）制播分离有序推进。广播改革处在从单个节目制播分离向节目制作部门制播分离再向频率或全台可经营部分转企改制三个层次渐进式推进、同时并存。节目制播分离是通过招标的方式把广播节目交给社会化公司制作，或者把节目制作和经营委托社会化公司运作。1997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在全国率先通过招标的方式引进社会化公司参与节目制作，这是广播制播分离改革的最初尝试。2008年以来，广播制播分离步伐明显加快，以频率或台为单位整合资源、组建公司，开启了广播制播分离改革新篇章。200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实施制播分离，频率作为播出平台，负责频率规划、节目审查和安全播出，节目制作和经营则委托北京央广智库广播有限公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节目制作中心，把除新闻性节目外的节目统一交由节目制作中心策划、制作、编辑、包装、推广和销售。浙江电台交通之声把宣传与经营剥离，成立了浙江交通旅游传媒有限公司，率先走出了广播“频率+公司”的制播分离模式；甘肃广播电影电视总台成立了甘肃三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各广播频率节目策划、制作、包装、推广，广告经营和大型活动承办。制播分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体制束缚，让广播产业化发展成为可能。
（六）跨区合作不断深化。我国广播结构是按照行政区划建立起来的，每家广播电台只能在自己的行政区域内覆盖播出，成为影响和制约广播媒体发展的体制障碍。2004年，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淄博等地电台成立半岛城市联盟，联合打造《半岛城市新闻》，实现了地缘性电台的跨地区覆盖。2009年9月24日，北京、上海、安徽、江苏、陕西鸿博体育、河南、河北等广播电台成立了全国戏曲广播联盟，实现了相同频率的跨省覆盖。如果说上述案例是浅层次的内容层面的跨地区合作，那么，广东电台与广西梧州电台、深圳广电集团与桂林广播电视台的合作，则把广播媒体的跨区域合作引入了更深层次领域。2005年，广东电台与广西梧州电台签订为期12年的合作协议，梧州电台把新闻综合频率、音乐交通频率除新闻外所有节目的制作、播出、管理和经营委托给广东电台；深圳广电集团与桂林广播电视台成立“深桂广播电视合作体”，双方共同经营管理桂林电台旅游音乐广播。纵观当前广播跨地区合作实践，可以预期，随着政策的放宽，广播跨地区合作将渐成趋势。
（七）台网融合步伐加快。台网融合延伸了广播的传播领域，拓展了广播发展空间。1995年4月，美国西雅图的“进步网络”在其网页上设置了Real Audio System的使用版本软件以提供“音频点播”服务，标志着网络广播的问世。[14]我国广播数字化、网络化发展与世界同步。1996年12月，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办了广播网站，成为内地第一家上网播出的广播电台。[15]随之从中央至各省市乃至越来越多的县级电台陆续建起自己的网站，通过网络直播、听众点播、推送广播等形式满足人们个性化的收听需求，提供的“伴听功能”和“补漏功能”，弥补了传统广播即时性和易逝性的缺憾。北京电台把积累的音频资料按内容整理上传到北京广播网，用户可以通过“广播回放”、“听吧”等栏目检索和收听北京电台播出过的11大类、3万多小时、11万个节目，通过“实时广播”栏目选择收听北京电台正在播出的节目，通过“视频直播”栏目选择收看9套开路广播的节目直播，通过DAB数字广播终端——“听立方”，点播、收听和保存专门为数字广播编排的13个栏目。2011年7月8日正式上线的北京电台菠萝网络电台是全国唯一支持多路广播节目混排、自定义节目播放时间和节目内容时时更新的网络电台，拥有北京电台9套开路广播、15套有线多档直播和回放节目，用户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由定制节目，建立个人专属电台，成为“菠萝蜜”。北京网络电台还设有互动功能，用户在收听广播时适时发表意见和感言，参与到广播节目的制作播出过程，满足了人们参与和自我表达的诉求。台网融合变广播由单向传播为双向互动，变“听”广播为“看”广播，变“听众”为“用户”，开辟了广播发展的新空间。
（八）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我国广播产业发端于制播分离，节目的制播分离催生了广播节目制作专业公司和广告传媒企业，频率或台制作与经营分离，实现了把广播产业从内容制作、经营延伸到新闻出版、金融、房地产、旅游、汽车、演艺会展、酒店经营等更加宽广的领域。无锡人民广播电台成立的无锡广播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设金融部、房产部、汽车部、综合部，全面经营全台的节目生产、节目交易、广告经营等鸿博体育，2011年经营创收1.755亿元，同比增幅23%。[16]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把北京广播公司作为产业化运营平台，成立了11家全资或控股公司，经营范围涉及文化传播、节目制作、文艺演出、多媒体、酒店经营等诸多领域，其旗下的北京交广传媒公司拥有1039汽车服务公司、1039广告公司、交广信息技术公司、二手车汽车咨询公司、交广科技发展公司和交广数字传媒科技公司6家企业。2010北京广播公司实现经营收入5.6亿元，2011年实现经营收入4.36亿元，2012年实现经营收入7.82亿元。在广播界不懈探索和持续推动下，我国广播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经营创收能力不断增强，上缴利税不断提高，成为广播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传媒业格局的深刻调整，在高度市场化的新媒体冲击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衰退无法挽回，边缘化趋势几成定局，来自于体制、市场和自身的制约日益显著。
（一）法制建设不够完善。从世界范围内看，广播业发达的国家都建立了完整的法律体系，依法保护和推动广播业的发展。在广播业最发达的美国，1920年第一家广播电台诞生，1927年国家颁布了《广播法》，此后随着广电业的发展，颁布了《1934年联邦电信法》等新法，并根据需要不断修订现有法律，仅《版权法》1976年以来就修订了46次。完善的法律体系有效地保障美国广播业的有序发展。与之相比，我国广播管理除了国务院颁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就是国家广电行政管理部门下发的法规性文件，行政性大于法律性鸿博体育，其中许多政策规定都是临时性的，今天发个文件“限制”这个，明天发个通知“禁止”那个，缺乏长期实施的效力。法律体系的不完善，还影响了顶层设计，难以从国家层面建立广电传媒业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框架。
（二）管理体制滞后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四级办台”体制，在一定时期推动了我国广播业的快速发展，随着传媒业格局的调整和新媒体的兴起，按照行政区划建立起来的“四级办台”体制问题日益显现，每级广播电台只能覆盖同级行政区域，行政级别高的广播电台挤压行政级别低的广播电台，广播电台的发展空间随着行政级别的降低逐步缩小，县级广播电台特别是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县级广播电台基本失去了市场价值，只能依靠财政拨款勉强“糊口”；层级分开、条块分割，阻碍了广播资源的整合，难以形成全国广播大市场。加之，国家对广播频率资源和信号传输功率的管控，既不允许地方广播电台跨行政区域异地办台，也不许加大信号发射功率异地覆盖。与广播媒体受到严格管控相比，新媒体的发展环境则要宽松得多，虽然没有采访权，却可免费转载或以近乎免费的“白菜价”使用传统媒体的新闻资讯、音视频资料，可以无偿使用网民上传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使得新媒体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传统媒体强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有朝一日会成为传统媒体的“掘墓人”。
（三）用人机制僵化固化。从政策层面看，我国尚未建立与广播业发展相适应的用人政策，人员身份分为事业编制、劳务派遣或聘用人员，有的电台把劳务派遣人员又分为特殊派遣、一般派遣和临时劳务关系，有的电台把人员分为台聘人员、部门聘人员、栏目聘人员和临时聘用人员等，签订的用人合同可谓五花八门。事业编制人员能进不能出，派遣和聘用人员想进进不来，造成同在一家电台干同样活的人，事业编制人员干得少、拿得多、福利好，劳务派遣人员和聘用人员干得多、拿得少、福利差甚至不享受福利待遇。同样是劳务派遣人员和聘用人员，又分成三六九等，身份不平等，同工不同酬，让派遣人员和聘用人员缺乏认同感、归属感和安全感。而新媒体平台影响力不断提升、创作发展空间大、薪资待遇优厚、合作契合度高、工作环境自由，对优秀广播电视人才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一些业务骨干陆续选择加入了新媒体阵营，传统媒体正在沦为新媒体的人才“培养基地”，僵化固化的用人机制成为传统媒体发展的障碍。此外，广播机构属于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总额受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控制，一些广播机构经营效益再好、利润再高、单位再有钱，也不能自主决定增加职工收入；相反，经营效益再差、利润再低、单位再没钱，职工收入也不能减少。旱涝保收、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难以调动事业编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事实证明，一些人整天嚷嚷的“传统媒体缺乏人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缺乏市场化的用人机制才是问题的本源。
（四）主体性质模糊不清。我国各级广播机构没有公共电台和商业电台之分，既不能像国外公共电台那样无需考虑经营创收，只讲覆盖率不讲收听率，专心致志地埋头提高节目品质，承担起国家舆论引导、文化传播和公共服务职能，担负起提高全民文化素养的职责；也不能像商业电台那样成为市场经营主体，在国家法律规定和行政许可范围内，努力创新节目形态和内容，千方百计吸引公众注意力，挖空心思提高收听率，以收听率换取广告投放量，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赚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我国广播电台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具有党和政府的喉舌的性质、意识形态的属性，决定了其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政府对广播电台的财政拨款有限，又鼓励广播电台积极开展广告营销，大力开发广播市场，发展广播产业，努力开辟经济渠道，提高经营创收能力，不断增加经营收入。广播电台既要讲社会效益又要讲经济效益，既要发展事业又要发展产业，“事企不分”的模糊身份，无法明确的市场主体地位，让广播电台不可能充分参与市场竞争。
（五）观念陈旧思维落后。在广播产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广播网站和新媒体已成为商业电台节目播出、品牌推广和经营创收的重要平台。我国广播网站建设和新媒体发展虽然与西方国家同时起步，但我们是“醒得早、起得晚”，绝大多数广播网站还只是“内网”，处于“闲置”或“休眠”状态；用办广播的思维办广播新媒体，形似而神非，难以打开市场。何以至此？客观地说，我国广播界早已认识到发展网络广播和新媒体的重要性，看到了台网融合、新旧媒体融合是广播发展的必然趋势，问题出在了观念和思维上。比如，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把网络广播电视台定性为播出机构，管理体制决定了运行机制，运行机制决定了办网模式，用办广播的思维来办网站，基因还是广播电台的，靠其发育起来的广播网只能是广播电台的“复制品”，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致使广播网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差别不是名字、传播载体和接收终端的不同，用传统媒体办出来的新媒体依旧是传统媒体，用新媒体思维办起来的媒体才是真正的新媒体。观念陈旧、思维落后，加上投入不足，这样建起的广播网和新媒体内容单一、功能不足、使用不便，既不能满足公众“一网天下”的信息需求，也无法满足公众使用PC、iPad、手机、数字多媒体终端的多样化、细分化、个性化、碎片化和即时性、伴随性的收听需求。许多广播网成了“摆设”属情理之中，新媒体产业成为广播电台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六）市场机制尚未建立。我国广播产业还囿于行政化管理体制之内，受到法律、政策和制度的严格规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禁止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的进入，自身又无法完全面向市场跨界融资；行政化的管理体制，管理层级多，决策效率低，面对市场瞬息万变、商机稍纵即逝的传媒市场，迫切需要扁平化管理、高效率决策作支撑，现行管理体制与广播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行政化建立起来的广播电台分割了广播产业的发展空间，让广播产业进行跨行业、跨地区发展困难重重，优质资源无法有效整合，产业链无法形成，固化了四级广播电台的产业规模和排列顺序，层级低的广播电台产业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固化了广播电台的主体性质，迟滞了广播产业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既阻碍了全国广播大市场的形成，又影响了广播产业参与国际广播市场的竞争。
在看到广播发展面临严峻形势的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新媒体的勃兴、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和汽车家庭化的普及，为广播发展提供的新机遇，应深化广播体制改革，开辟广播新的天地。
（一）完善法律制度体系。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广播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的支撑。加快建立以《宪法》为基础，《新闻法》、《广播电视法》为主体，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规章为补充的法律体系，依法规范广播管理机构、广播电台生产传播行为和广播产业从业人员的行为操守，把管理者和从业者的责、权、利划上等号；依法实施对广播生产、播出和传输的监管，减少印发“禁令式”、“通报式”等“临时性”、“短期性”文件，提高政府行政监管的权威性、长期性、规范性和合法效力。加快建立起法制基础上的广播机构制度体系，把法律法规贯彻落实到广播节目生产、播出传输、广告经营、产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全部过程。让广播业行走在法制的天空下，徜徉在制度的环境中，让全社会都能参与广播的监督管理，依法保障广播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推进广播业顶层设计。随着广播与新媒体的融合不断深化，广播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产业规模不断升级，迫切需要依法对现行的广播体制做出制度性调整，重新进行顶层设计，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广播体制和游戏规则，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广播发展战略框架。借鉴国外广播发展成功经验，尝试公共电台与商业电台分离，从现有电台中拿出1—2个频率办公共电台，保留行政级别，变差额拨款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完全公益化，着重于覆盖面、到达率，弱化收听率，不播出广告，不从事商业活动，做好舆论引导、文化传播和公共服务工作，在全社会依法监督下，承担起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提升全民文化素养的重要职责。让商业电全走向市场，明确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参与市场竞争，在法律框架下，开展节目生产、制作、包装、播出和销售，依托频率开展广告营销和市场开发，依托广播节目打造内容线下产业链，依托新媒体打造广播增值服务产业链，通过合资合作进入非广播、非文化产业领域，通过资本运作融资上市、扩大产业规模、壮大经营规模，实现做大做强。构建公共电台与商业电台定位精准、分工清晰、职责明确、协调发展的格局，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发展体系。
（三）放宽广播机构设立许可。在国家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我国广播产业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要看到存在的差距。据不完全统计，在人口3亿多的美国有开路广播电台1.5万余家，我国有13亿人口，但仅有开路广播电台169个、广播电视台2185个（含县级）、节目套数2587套，在全国56个民族中，有许多民族尚无自己语言的广播。我国广播频率与我国经济发展、人口数量、民族构成、阶层分布、人群结构极不相称，数量偏少。对现行广播机构设立许可制度进行调整，逐步放开广播频率审批限制，商业电台领域逐步对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外国资本开放，用开放的市场机制引导商业电台在公平竞争中实现类型化、差异化、本地化发展，激发创新节目形式、丰富节目样态、提高节目质量的活力，提高广播收听率，吸引收听人群，让广播更好地满足不同公众群体个性化的收听需求，建立全国广播大市场。
（四）建立科学用人机制。人才是广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广播与新媒体走向融合的今天，长期形成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激励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广播对人才建设的需要，必须全面改革人员选用、人才选拔、在职培训、考核评价、管理监督、激励保障、福利待遇等机制。从国家政策层面逐步取消对广播电台人员编制、工资总额等的限制，把分配自主权交给各级广播电台，让分配权和经营权对等起来。在电台内部逐步打破人员身份界限，推行全员聘用制度，建立平等人事关系；加快建立岗位定酬与任务定酬、业绩定酬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建立保险、休假、医疗、住房和培训等福利保障机制，实现全员同工同酬同待遇；建立人才流动机制，畅通人才上升渠道，合理配置人才资源，在岗位竞聘、职称评定、考核评比、表彰奖励上一视同仁，让每个员工都能找到归属性、认同感和安全感，自觉地把实现自我价值与电台发展划上等号。
（五）推进广播类型化发展。在传媒业不发达时代，社会阶层比较简单，广播电台选择走综合性频率发展路线，完全能够满足公众收听需求。改革开放36年来，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社会阶层和人群结构分化加剧，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人群收听广播的需求日益多元化，新媒体打破了人们收听广播的时间、地点和空间限制；人们收听广播也不再只是获取新闻资讯，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休闲娱乐、获取生活服务信息的需求，综合性广播频率与人们收听需求、收听习惯、收听方式的不相适应日益显现。综合审视广播发展的内外环境变化，广播电台类型化已成为广播发展的大势所趋和时代选择。广播电台类型化建立在充分了解不同人群收听需求的基础上，频率定位更加准确，变“共赏”为“分赏”鸿博体育，从“大众”走向“小众”，更易于满足特定人群的收听需求，更有利于广告的营销；“时钟式”、“轮盘式”播出模式，内容资源重复利用，减少了采编人员，降低了运营成本；变数量有限的综合性频率“广播”为众多类型化频率的“窄播”，通过面向各个人群的小众化“窄播”，实现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大众化“广播”，实现了广播本地化、差异化竞争。类型化广播节目编排更具碎片化特征，可以在新媒体上无障碍传播，乘新媒体发展东风，建立互动交流平台，让广大听众充分参与节目的制作播出，提高听众对广播频率的忠诚度，走出一条类型化电台的特色发展之路。
（六）发展现代广播产业。我国广播产业起步晚、主体少、规模小，亟待加快构建以内容生产和广告经营为核心的现代广播产业发展体系。加快培育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打造广播产业发展平台；发挥内容生产优势，大力发展内容生产制作产业，打造节目生产、制作和交易平台；充分发挥节目和频率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节目关联服务产业，打造广播衍生服务产业发展平台；加快发展新媒体业务，积极开发网络广播资源，推进新媒体终端产品开发、推广、营销和服务，开辟广播经营创收新平台；整合广播、广播网和新媒体的广告资源，发挥三种媒体在广告经营上的叠加效应，构建全媒体广告营销平台；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引入社会资本，壮大产业规模鸿博体育，搭建资本运营平台；积极开展对外合资合作，建立内容产品海外推广营销机制，搭建起国际化广播发展产业平台，让广播业更加充分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七）实施全媒体发展战略。新媒体改变了媒介生态，构建了多元参与、双向互动的媒体传播新格局。加快实施全媒体融合发展战略，用新媒体思维建设、经营、发展新媒体，是各级广播电台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必然选择。新媒体搭建了广播媒体的社交平台，让公众通过短信、微博、拍客、播客、微信、易信等互动方式，全程参与广播节目的策划、制作和播出，满足他们主动选择、深层参与、多渠道互动、多终端收听的个性化选择需求，提高青少年、白领阶层和移动人群收听广播比例，提升广播的广告市场价值；创新广播节目形态，使广播的节目呈现方式由“单向线性非视觉”传播转化为“双向互动可视化”传播，满足PC、iPad、手机、数字多媒体终端受众群的个性化收听需求，延伸和扩大广播节目的有效覆盖率；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创新广播新业态，丰富服务内容，增加服务渠道，开辟广播产业新领域，发展新媒体增值业务，推动广播产业全面升级，搭建起跨区域、跨领域、跨媒体的广播产业发展新平台。
[1]贺骏.1000亿美元市值，腾讯并购搜狗.证券日报，2013—09—18.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社，2009—02—26.
[3][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社，2010—02—25.
[4][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社，2011—02—28.
[5][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社，2012—02—22.
[6][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授权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社，2013—02—22.
[12][13]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3）（广电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4]黄岚岚.美国网络电台的发展特点及启示.中国记者，2012（04）.
[15]李新全.融合提升广播影响力.新闻战线]刘逸帆.集团化之下广播发展的成功探索.中国广播，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