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博体育编者的线年，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深刻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学术是理解世界与中国的重要方式，本期特别策划选取几个代表性的研究领域，邀请中外学者进行回顾和展望，提炼各自研究领域的年度关键词，与读者一同读懂2023。
2023年是习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2023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作为一项反映中国对人类发展方向的独到见解、为国际关系确立新思路、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智慧、为国际交往开创新格局、为美好世界描绘新远景的重大全球性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际学术界对于何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和怎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和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等核心议题的研究持续深入，多学科研究视角和综合性研究方法并用。国内外学术界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议题的频繁交流、互学互鉴，更使得彼此共识日益增多并不断深化。
2023年3月，习在中国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与此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的支柱，为世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提供了可靠路径。国际学术界对“三大倡议”及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展开热烈讨论，普遍认为“三大倡议”投射了中国的力量和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视野和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为当前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了综合性方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逻辑延伸。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Cavens Adhill）认为，全球发展倡议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信心，全球安全倡议让安全和发展相互促进，全球文明倡议旨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好相处和互学互鉴。“三大倡议”为各国携手合作、共促人类福祉提供了良好契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拉尔·贝尔亚太事务学院国际关系讲师贝弗利·洛克（Beverly Loke）表示，共同的责任主题支撑着中国提出的“三大倡议”，例如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致力于公正、平等和包容。“三大倡议”是中国对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所作贡献的有力表达，使世人能够了解中国对其大国角色和责任的自我认知，也表明全球政治秩序重组正在加快。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鲜明实践性特征一直为国际学术界所称道。十年来，中国提出一系列构建地区和双边命运共同体倡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和平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直面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在卫生健康、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核安全等领域提出的丰富主张也已转化为具体行动，为解决全球性难题作出了中国的独献。2023年，国际学术界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性特征的思考进一步深化。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阿列克谢·罗季奥诺夫（Aleksei Rodionov）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根据当今世界客观现实勾勒出的前进道路。在地缘政治对抗日益加剧的今天，这一理念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柬埔寨贝尔泰国际大学资深教授约瑟夫·马修斯（Joseph Mathews）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各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和互联互通，为各国加强贸易网络、发挥经济潜力提供了机会。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塞巴斯蒂安·舒尔茨（Sebastian Schulz）指出，中国不仅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还通过脚踏实地的举措来践行这一理念。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努力弘扬多边主义、弥合南北发展鸿沟、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世界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古巴国际政策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爱德华多·雷加拉多（Eduardo Regarado）认为，中国提出的系列倡议一脉相承，都是为了建立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多极化世界的全球治理模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认为，在中国提出的所有理念当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所有人所共通的事情、所有族群的共同经历，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印度尼西亚东盟南洋基金会主席班邦·苏尔约诺（Banbang Suryono）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集中体现，是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巴基斯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主任哈立德·泰穆尔·阿克拉姆（Khalid Taimur Akram）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真正意义上为全人类福祉着想的理念。在全球和平发展进程遭受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干扰破坏的背景下，中国倡导的这一理念“具有重大的划时代意义”。
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威伦·披差翁帕迪（Wirun Phichaiwongphakdee）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贡献，是打破了历史局限性，真正洞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这一理念彻底打破零和思维，以宏观的历史维度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洞察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反映出人类社会对于自身前途命运最深邃、最全面的思考。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秘书长乔赛特·阿尔特曼·博尔冯（Josette Altmann Borbón）指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习主席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性值得称赞。各国应本着共担责任和共享利益的精神应对全球性挑战，这对于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世界至关重要。
加纳非中政策咨询中心执行主任保罗·弗林蓬（Paul Frimpong）肯定地说，全球安全倡议能够推动世界构建出一条可持续的和平、稳定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大数据中心国际关系发展部主任宓河力（Mekhri Aliev）表示，全球文明倡议直面世界文明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强调了世界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该倡议中提到的平等、包容等原则为各国文明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保障，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存续和进步。
焕发出鲜明的线年国际学术界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新特点、新取向，既与学术研究的发展规律有关，也是多种现实因素复合作用所致。2023年以来，国际形势特别是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恶化。一些西方国家在冲突中的拱火行为和双标做法，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对世界秩序稳定构成重大挑战，也让全球南方更加看清西方面目。这种“傲慢与虚伪”的做派正在令全球南方逐渐远离这些西方国家，“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说辞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谎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进一步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风范，促成伊朗与沙特的和解，支持金砖合作机制扩容，“三大倡议”不断落地走实，由此扮演了变革中心的角色，赢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赞誉。如此直观的对照，更加凸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现实意义，也激发了一切富有良知的学者对于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反映了世界人民追求和平、正义、进步的心声，能够汇集各国人民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超越了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从而为人类迈向光明未来注入信心和动力。中国既是积极倡导者也是坚定行动派，用笃定的信念和扎实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十年来的丰富实践和扎实成果，已经在国际社会凝聚起团结合作的广泛力量，汇聚起应对全球挑战的强大合力。展望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愈益焕发出鲜明的真理力量、更为彰显引领的作用和超越时空的思想伟力。可以预计，国际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相关实践仍会保持密切关注，并将产生更为丰富、更具影响的思想观点和学术成果。
习主席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如今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十年。“一带一路”倡议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不仅是一条极具价值的贸易路线，还为各地区留下了非凡的历史和文化财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利于地区经济，还对国际经济贸易和社会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的不仅是一条经济之路，还是一项安全合作倡议，能够推动交流、促进合作和互利共赢，也将带来和平与安全。从文化和社会方面考虑，显然“一带一路”倡议也在积极追求和平稳定。如果全球都能考虑“一带一路”倡议，那么人类将在相互理解与和平共处方面迈出一大步。当今发生的一切都在提醒人们，世界迫切需要这一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将创造一种新的外交形式，为全球合作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丝绸之路是古代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大动脉，土耳其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门户，也拥有广泛的道路网络。事实上，土耳其一直是连接国际贸易路线的桥梁。如今，土耳其作为天然洲际航站楼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土耳其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全球合作中携手行动，并引领新型伙伴关系概念的出现。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土耳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地处亚非欧“十字路口”的土耳其，还完成了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马尔马雷隧道项目，亚武兹苏丹塞利姆大桥通车，被誉为“钢铁丝绸之路”的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也已建成。土耳其地处三大洲的交汇处，与周边大部分地区都有着历史和经济联系，因此有必要采取多层面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同时与西方和东方保持着联系，并且希望能够调和不同的利益，这一点在土耳其参加的各种国际和地区组织中也有所体现。通过合作网络，区域内的国家将为多边框架内的互利关系奠定基础，这不仅能为土耳其也将为该地区带来繁荣与稳定。古代丝绸之路不仅带来了财富和繁荣，而且还将不同国家的哲学、思想和观念联结起来，为世界文明和人类情谊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世界各地都在开发、生产和交换商品和思想，“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连接亚欧非三大洲乃至世界的桥梁，是推动世界繁荣的大动脉。亚欧大陆蕴藏着几千年来伟大文明的财富和宝藏，随着这些文明的不断被发掘，亚欧大陆将迎来繁荣的新机遇。与此同时，一座崭新的、面向未来的贸易桥梁正在崛起，与丰富的文化相得益彰。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欧洲的商品将到达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和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的石油、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和中国的丝绸跨越国界，将敲开各国的大门。“一带一路”倡议在共建国家之间凝聚了互信，因此，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变得更加方便，国际安全也通过这一倡议得到了加强。走过十年历程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是实现未来世界繁荣的关键。
“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个和平倡议。当前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都表明，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一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的和平与繁荣工程，也是涉及人类未来的和平与繁荣工程。此外，为了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延续，让年轻人了解这一体现和平、进步与繁荣的合作倡议也很重要。因此，高校应当将其作为一门课程来教授，这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效和未来发展都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更多机会，让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了解，并促进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为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推动力。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独特历史文化财富的开放之路。
本着同舟共济的精神规划的地区合作，是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和平的世界的关键所在。“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其中之一，影响着21世纪的国际关系。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时代，需要化冲突为合作、化对立为团结。因此，人们必须共同行动，在世界各地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一带一路”倡议将创造一个拥有不同信仰、语言和种族的人们共同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总之，尽管人类面临诸多挑战，但“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希望和机遇。我们应当高瞻远瞩、坚定不移地抓住这些希望和机遇，让“一带一路”发展壮大。
随着金砖合作的不断深化以及金砖国家影响力的持续增强，金砖研究日趋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项跨学科研究，金砖研究涉及金融、环境科学、动力工程、工业经济、国际政治、世界历史、医药卫生、世界文学等多个领域，具体议题更是不胜枚举。综合金砖合作的发展历程，尤其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的主题和优先事项来看，2023年国外金砖研究的年度关键词大体可用“扩员”“支付体系”“可持续发展”加以概括。
自金砖国家领导人明确表态支持通过讨论推进金砖国家扩员进程以来，该议题随即引发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被称为“金砖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等学者指出，如果金砖国家并不满足于成为一个象征性集团，那么就需要明确候选国的人口与经济规模、覆盖更多大洲和地区的广泛代表性、推动全球机构和制度改革的能力等基本标准。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执行主任费拉尼·姆坦布（Philani Mthembu）则就扩员模式提出，不应只局限于传统的正式成员国资格，而应当在已有的、较为成熟的外围对话基础上确立对话伙伴的概念。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米里亚姆·皮雷斯-汉森（Miriam Prys-Hansen）提到了金砖五国在扩员立场上存在的微妙差异及其对扩员进程的不利影响。在扩员的外部影响上，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政策研究助理杰克·伯纳姆（Jack Burnham）等学者认为，通过接纳诸多全球南方国家，并将自身打造成为代表全球南方的包容性集团和讨论全球南方各种诉求的重要平台，金砖国家为国际体系的未来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总监季莫菲·博尔达切夫（Timofei Bordachev）则进一步从金砖国家的性质出发，认为没有任何成员将破坏已有世界秩序作为目标，相反它们积极寻求将自身利益融入其中。但无论如何，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所长阿姆丽塔·纳利卡（Amrita Narlikar）都奉劝西方国家务必认真对待金砖国家和有意加入该组织的国家的种种关切。
金融是贯穿金砖合作进程、体现务实合作成效的关键领域。奥尼尔表示，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了过多的主导作用，美元价值的波动始终对其他国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和各国的货币政策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对此，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认为，金砖国家可以探索一种真正的替代美元进行贸易、投资和储备的结算货币，以减少对西方的金融依赖。在阿联酋绿色倡议组织创始人沙希德·侯赛因（Shahid Hussain）看来，此举不仅有助于深化金砖国家内部的经贸往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系，也有助于带动更多区域发展，从而实现全球包容性增长。奥尼尔还特别强调，随着更多国家加入金砖国家和新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将更有动力探讨如何制定一套更为稳定、安全、公平的多元货币方案。在美国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克里斯·德文希尔-埃利斯（Chris Devonshire-Ellis）看来，金砖国家在开发SWIFT替代支付系统，逐步发展非美元金融交易，增加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甚至是创建共同货币等方面已经作出了诸多努力和尝试。欧亚经济委员会一体化与宏观经济部部长、俄罗斯总统前顾问谢尔盖·格拉济耶夫（Sergey Glazyev）更是进一步建议金砖国家引入一种基于成员国一篮子货币和交换商品的新型结算货币，从而更加有效地规避美元风险并解决汇率套利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但他同时指出，获得所有成员国的政治支持才是该方案成功落地的关键一环。
金砖国家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为跨境交易创建一个高效的综合支付系统，然后再考虑引入一种新的货币。尽管这一设想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然而法国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学乌蒂纳姆研究所博士后塞勒斯坦·科基德（Célestin Coquidé）等学者仍然通过数学模型论证并预测了金砖国家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有利前景。难怪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特别顾问乔·沙利文（Joe Sullivan）曾预警称，正在筹划中的金砖国家本币结算机制甚至是新的单一贸易货币，将进一步动摇美元在全球贸易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和主要储备货币地位。
可持续发展是金砖国家长期关注并努力追求的发展目标。俄罗斯总统国民经济和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机构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德雷·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等人在分析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动态演变后指出，金砖国家虽然总体上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诸如研发支出占比下降、生物多样性指标减少等消极趋势，因此金砖国家需要更加重视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具体到经济增长，越南胡志明市经济大学银行学院讲师潘翠钟（Thuy Chung Phan）指出，以农业、牲畜、石油、煤炭和有色金属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在提升金砖国家经济绩效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助力作用。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堡通信卫星大学管理科学助理教授·塔希尔（Muhammad Tahir）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开发、企业家精神、贸易开放、教育和国内投资也是促进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除了上述较为分散的研究外，已有文献更多聚焦于如何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生。在塞浦路斯国际大学经济与行政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托米瓦·桑迪·阿德巴约（Tomiwa Sunday Adebayo）等学者看来，绿色投资与技术研发、可再生能源及其贸易国际化、实施弹性城市规划、推行清洁经济增长战略等都是可以尝试的路径与方式。此类研究大多是基于海量数据的实证分析，对把脉金砖各国的可持续发展现状与困境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在如何推动金砖多边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却仍留有较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中国智慧与全球治理关键词[伊拉克-瑞典]侯赛因·阿斯卡里(Hussein Askary)
我有幸参加了2023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主席在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有两句话让我久久难忘：“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
几个月前，习主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发表讲话时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独行快，众行远。”
在我看来，这些话反映了深厚的中国哲学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改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愿景和行动中也有所体现。但自1945年《联合国》签署之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并未得到很好解决，一系列战争和冲突、经济和社会危机以及西方盛行的错误地缘政治理论，如“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等，让这一体系似乎迷失了方向。
最近，我在“通州·全球发展论坛”的一次小组讨论中发言，在谈到“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之间的相互联系时，提到了2023年中国成功推动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一位参与讨论的中国人民军官感叹道，中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是中国成就了东亚和平的“黄金三十年”。他提醒我，中国的巨大发展是以和平的方式取得的，中国没有向任何其他国家开过一枪一炮，就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我对发展、安全和文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共生关系有了更丰富的理解。世界正面临着巨大挑战，但同时也蕴含巨大机遇，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有益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我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最伟大的全球发展事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后，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一个方向是地缘政治竞争、零和博弈、战争和不稳定；另一个方向则是合作共赢、和平以及公平共享的经济发展。截至2023年10月，已有152个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占全球多数。那些试图孤立“一带一路”倡议的人，发现自己才是站在一个有很高围栏的小院子里的少数人，或者用中国人的话说，就像井底之蛙。“一带一路”倡议成功搭建了一个跨越政治、社会、文化差异的包容性多边合作平台。除了“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以及随后扩员加入的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埃塞俄比亚、阿根廷）和上海合作组织也相继出现。在这些组织中，中国都处于重要地位，并为其发展作出贡献。但是人类无法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生存，因此有必要建立对这三个概念的普遍理解，以拉近东西方、南北方国家之间的距离。
人类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概念。我认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西方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核心概念上存在分歧。中国的理念是通过现代化和工业化、科技进步和各国共同繁荣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西方的观念中则附加了“自然资源有限”这一错误的前提，即如果中国、亚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发展，西方自己需要的有限资源或许就面临不足。这是零和博弈思维的根源鸿博体育。这种观点非常危险，因此必须改变。国家之间的和谐与零和博弈不可能共存。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习主席所说的发展是指所有人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而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习主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发展是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众所周知，没有安全就没有正常的发展。全球安全倡议指的是，安全应该是世界安危与共，而不是某些超级大国认为的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应被废除，《联合国》应从1991年以来就被尘封的架子上重新翻出来。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其主权和尊严都应得到尊重，其内政不容干涉，其安全利益也应得到重视。全球安全倡议认为，安全与发展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双胞胎。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可持续的和平与安全。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索马里以及现在巴勒斯坦等地仅通过武力“强加”安全不仅惨遭失败，甚至恶化了世界安全局势。在中国的牵线搭桥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最佳验证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经济合作在2022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习主席于2023年3月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这一倡议在文明交流的基础上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全球文明倡议将政治对话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层面，解决世界上文化、历史、宗教、生活方式、政治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的国家之间如何实现和平共处的问题。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全球文明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了具体的内涵。古丝绸之路是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的载体，为中欧人民带来了新的工具，提高了生产力、生活水平、文化和创造力。反过来也使他们能够利用本地的特色文化和创造力来发明新的知识和工具，以回馈这一路线上的其他国家，这是最具科学性和道德性的“双赢”。对的文艺复兴的研究让我对这一文明交流的过程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具体来说，在波斯、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和非斯，科学和哲学活动蓬勃发展，中国的造纸术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纸，这些知识就不可能在地球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如此迅速地传播。今天，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有机会重现这样的文明对话，并从中受益。
人类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明确各国如何在地球上共存。“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成了一个合适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愿景。它们值得所有个人和团体深入研究和讨论，以便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找到答案。中国和“全球南方”所追求的建立多边世界的理念，并非要推翻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而是要丰富它、使之更加适应当前的情况。实现多样性中的和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驻瑞典大使崔爱民先生在2023年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举办“全球文明倡议的呼唤”网络研讨会上，带着中国人惯常的诗意发表了演讲，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和目标。他说：“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条件。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他强调：“全球文明倡议主张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充分借鉴人类文明中丰富的哲学思想、厚重的人文精神和高尚的道德理念。携手解决好攸关世界未来和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知识是唯一不会损耗的，相反，人类消耗得越多，知识发展越蓬勃。同样地，我们给予他人的爱越多，我们内心的爱就越多。2023年5月，我在广州市考察一个公共电动共享单车站点。一位女士走近我，向我解释了使用过程，并用她的手机为我演示了如何操作。她脸上洋溢着友好的笑容，对我说：“分享就是关爱。”然后便骑着共享单车离开了。这简单的一句话，让我明白了原本深不可测、复杂的世界局势问题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解决。
2023年已经结束，但全球性的极端天气、气候灾害继续频发。这一年夏季全球大范围持续高温、各类灾害给身处其中的人们留下痛苦的记忆。世界气象组织指出，2023年北半球高温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阐述了气候变暖与全球各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间的因果关系，指出这一严重后果源自人类自身，“毋庸置疑，人类活动影响已造成大气、海洋和陆地变暖。大气圈、海洋、冰冻圈和生物圈发生了广泛而迅速的变化”。
面对严峻的现实挑战，各国研究机构就气候变化与相关治理进行了持续的研究。2023年国外学者研究主要围绕气候韧性、绿色投资、净零排放与绿色治理以及能源贫困展开。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学者鲁米·谢瓦利尔（Romy Chevallier）和汉娜·萨克（Hannah Sack）指出，长期低排放和气候韧性发展战略在塑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未来轨迹，以及决定一个国家向低排放发展过渡的速度、方向和深度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根据《巴黎协定》要求，各国正在制定这些长期脱碳框架，以解决全社会的环境、经济和公正的过渡问题。在国家自主贡献基础上制定量化的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有助于各国探索替代化石能源的发展途径，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各国应通过长期脱碳合作推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协同建设全球气候韧性。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学者摩根·希格曼（Morgan Higman）、约瑟夫·马伊库特（Joseph Majkut）指出，在未来30年内，气候变化将增加某些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并给各地区带来地理和生态挑战。与此同时，能源转型正在极大地使能源系统转向更多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存储技术以及更高的电力消耗。这些趋势为提高气候韧性创造了机会。
澳大利亚政策与科学研究所皮特·伊尔加（Peter Irga）等人认为，创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是促进城市可持续性和气候韧性的关键一步。绿色基础设施包括自然和半自然元素，如绿色空间、公园、雨水花园、绿色屋顶和墙壁，这能够提供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如改善空气质量、减少噪声污染、食品生产、雨水管理以及碳捕获，改善人类健康和福祉。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都在转向绿化和野生化的倡议，努力改善人类城市空间。
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可能途径，是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对仍处在排放升高路径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转变发展模式、转向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实现经济增长同时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需要巨额的绿色投资支持，尤其是来自富裕工业化国家的支持。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ODI）的研究表明，全球性低碳发展已经被推进了很长时间，并且始终是《巴黎协定》的核心内容。实现这一目标对于安全的气候至关重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最快将在2030年排放超过全球一半的温室气体。然而，在富裕国家的财政和技术支持承诺尚未兑现，以及新冠疫情和通货膨胀加剧、债务危机背景下，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在短期内的合理选择并不是必要的低碳发展路径。如果主要的经济大国垄断与气候相关的知识产权，或者没能扩大绿色经济中的贸易或移民机会，那么采取措施促进优惠融资或重组并减少债务将成为国家的短期解决方案。欧洲投资银行报告指出，欧盟公司正在推动气候转型，超过一半的欧盟公司正在投资或计划投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项目。西欧和北欧的公司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最多，而中欧和东欧的公司则是计划投资最多的。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将欧盟的不确定性推至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不确定性对投资不利，绿色投资也不例外。由于能源成本上升，企业投资于气候行动的动机被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所抵消，从而导致不甚理想的投资。尽管面临挑战，欧洲公司仍表现出了韧性。2022年，欧洲公司投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的市场份额增加了10个百分点，平均达到了53%。在中欧和东欧（增加了15个百分点）和中小企业（增加了11个百分点）增长尤其明显。能源密集型制造企业比非能源密集型企业对气候投资的兴趣更大。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约瑟夫·乌皮勒·马托拉（Joseph Upile Matola）等学者指出，气候融资不足仍是非洲推动可持续和有韧性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由于传统的融资途径为非洲国家提供资金的机会有限，创新的气候融资方式、特别是吸引私营部门的方式变得至关重要。二十国集团具备调动技术和财政资源的能力，在促进采用这些创新融资工具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足够的气候融资将有助于非洲绿色经济发展，促进可持续金融领域的风险分担，发展碳定价并通过当地市场提供融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期间，“气候经济学之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H. Stern）撰文指出，当前各国的减排计划总体上不足以阻止全球升温超过1.5摄氏度，这可能会给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净零排放和更强的气候韧性应当是21世纪世界经济重要的特征。为实现这一目标，世界需要真正的领导力。而中国通过在可再生能源以及电动汽车和电池等技术领域的巨额投资，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领导者。近期，中美再次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并重新开展合作，这给净零排放与绿色治理全球合作带来了希望。美国芝加哥大学蕾切尔·格伦宁斯特（Rachel Glennerster）等人指出，高收入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及新西兰等国要对人类活动已经排放的大部分碳负责。即使在今天，在考虑到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后，世界上最富有的10%的国家仍然负责了世界上大约一半的温室气体排放。此外，高收入国家有更多的资源来支付缓解问题的费用。因此，他们应采取行动以减少碳排放，更有效地解决集中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重大环境危害。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西蒙娜·塔利亚比得拉（Simone Tagliapietra）、赖因希尔德·弗格勒斯（Reinhilde Veugelers）和杰罗米·策特尔迈尔（Jeromin Zettelmeyer）研究指出，欧洲的产业政策以绿色和数字为重点，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将韧性和“开放战略自主”作为政策目标，同时避免外部依赖。政策目标包括确保清洁技术和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加大对绿色研究、创新、部署和最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清洁技术方面创造领先市场，以及更具战略性地利用单一市场法规、公共采购规则和竞争政策。欧盟《净零工业法案》列出了被认为是“战略性”的净零技术。这些技术包括太阳能光伏和太阳能热发电、陆上风能和海上可再生能源、电池和存储能源、热泵和地热能、电解器和燃料电池、可持续沼气和生物甲烷、碳捕获存储及电网技术。《净零工业法案》提出，到2030年，二氧化碳储存的年注入量为5000万吨，以刺激碳捕获和存储的发展。该法案概述了一个基于各成员国确定净零网络战略项目（NZSPs）的治理体系，并由欧盟委员会进行最小限度的检查。欧盟应该制定一个更广泛的绿色产业政策战略，以可信的方式利用单一市场，建立一个坚实的新的治理框架和新的欧盟层级的融资方法。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查德·P. 鲍恩（Chad P. Bown）等人指出，美国、欧盟和中国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近一半，但他们的气候政策是异质的——因为政府形式、经济发展路径、政府在其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生产和消费模式存在巨大差异。气候政策的选择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之间具有重要的溢出效应。例如，中国对太阳能电池板的补贴降低了全球采用太阳能的成本，刺激了其他地方的能源转型；欧盟的减排使世界其他地区受益，同时证明了通过政策创新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行性；美国希望通过一系列旨在刺激清洁能源转型的税收激励措施来帮助推动全球技术创新。鉴于目前的冲突状态，欧盟、中国和美国取得的进展是为整个世界加强政策合作的必要第一步。这三个司法管辖区彼此不同，意味着任何涵盖其核心利益的框架都有可能抓住大多数其他高收入国家以及许多新兴经济体的系统性利益。与只包括两个参与方相比，三个参与方将避免导致歧视性的结果（以牺牲世界其他国家为代价）。解决三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气候问题是协调主要贸易和气候问题、促进世贸组织改革的重要前兆，但它只是当前任务的一部分。建立气候合作的参数也可能产生积极的宏观经济影响。减少不确定性的规则，可能有助于刺激私营部门的创新和投资；这些规则将缓解企业对贸易伙伴采取边境措施来限制他们出口的担忧。有学者指出，留给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欧盟、中国和美国需要在净零排放与绿色治理领域进一步合作。
意大利马特艾基金会劳拉·卡瓦莉（Laura Cavalli）、基娅拉·博埃里（Chiara Boeri）指出，迄今为止，大多数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都是基于减少生产方面的排放，以及与电力生产相关的措施，而只有少数政策涉及需求方面和最终的能源用户——消费者。这些需求驱动的排放的增加不仅是因为收入增加，也因为时间因素。特别是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多年来的快速增长造成生活方式对环境的危害越来越大。因此，在碳减排政策中，需求驱动型碳排放原则应与生产导向型措施具有同等权重。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由消费者主导的碳排放方式转变不仅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还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剑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小组专家团队认为，在促进能源转型方面，市场不能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这在两个主要问题上已经变得很明显：能源贫困和煤炭的逐步淘汰。高电价尤其损害最贫穷的消费者，他们通常将预算的更大份额用于电费支出。能源转型也可能损害以化石为基础的国家和地区，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来适应新的经济活动。保加利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者特奥多拉·佩内娃（Teodora Peneva）指出，学者们在分析欧盟气候政策的社会影响时，通常把重点放在气候中和目标上，而不是公民的福利或幸福感上，而政府实施气候变化应对政策时会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限制，包括贫困和不平等。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能源支出的份额以及低收入会影响并削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能力。如果政策无法有效实施，将导致更高的贫困率和更大的社会不平等。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让公民做好应对气候变化的准备，推迟实施在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设备领域的气候政策，都将加剧人们收入不平等、能源贫困风险，影响脆弱家庭的碳中和，而这也是保加利亚实现净零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学科，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思想、价值观、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人文科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的历史文化，而且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与他人，是我们培养思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塞拉利昂马可尼大学中非研究院院长阿尔法··贾洛（Alpha Mohamed Jalloh）将其对哲学、文学等的研究成果与非洲实际相结合，提出2023年有三组关键词给他带来了启发，促使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这三组关键词分别是“文艺复兴时期”（The renaissance period）、“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the thoughts of Aristotle and Plato）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the vassal of my vassal is not my vassal）。
关于第一个关键词“文艺复兴时期”，贾洛对本报记者解释道，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从14世纪持续至17世纪初，是欧洲文化、思想和艺术繁荣的时期。虽然非洲和欧洲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但是非洲仍然可以从文艺复兴时期汲取很多宝贵经验鸿博体育。第一是拥抱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特点是重新关注人文主义，强调人类潜能、理性和创造力的价值。非洲国家可以通过教育来进行能力建设，以提升其创造和创新能力。第二是投资教育事业。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在教育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很多大学得以建立并开始传播知识，可见对教育的投资可以促进人类智力增长和经济发展。对于非洲而言，未来更要加强对教育的投入。第三是促进艺术和文化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出现了很多著名艺术家和学者，取得了极高的艺术和文化成就。对非洲来说，既要对此进行学习，又不能丢掉自身的宝贵特色。目前，非洲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未来要继续支持艺术和文化事业。第四是鼓励科学研究与创新。科学技术发展进步是文艺复兴的重要标志。非洲可以从促进科学创新和加大科研投入中受益，并为全人类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这还有助于非洲应对其所面临的独特挑战。第五是促进全球合作与交流。文艺复兴时期是整个欧洲广泛交流思想和知识的时期。非洲各国也应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合作，这样大家就能从分享专业知识和经验中获益。第六是鼓励培养批判性思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们比较注重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鼓励大家对既定概念、理论提出质疑。对于非洲而言，也要注意强化培养非洲人的批判性思维，并以此形成开放性的文化对话环境。非洲国家具有自己的深厚文化底蕴，是时候把非洲文化与国家发展联系起来了。第七是倡导价值观方面的多样性。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才受到重视，人们被鼓励提出独到的观点。其实，非洲大陆也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认识到来自不同文化、语言和传统的力量对非洲来说非常重要。第八是保护历史和文化遗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重视保护古代典籍和历史记录。非洲国家也应看到尊重自身历史和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为发展提供助力。第九是争取社会和政治改革。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发生了重大社会和政治变革。非洲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并达成改善社会治理和提升人民福祉的目标。非洲需要更多的民主，但不是西式民主，因为起源于西方社会的西式民主，并不适合非洲大陆。
贾洛表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给他带来很大启发。直到今天，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作品仍然是学术研究和辩论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他们是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虽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存在差异，但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提出了许多具有相通之处的重要观点和见解。一是道德和美德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柏拉图的《理想国》都强调，在让人们过上美好而充实的生活这方面，道德和美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幸福”（eudemonia）的概念，认为幸福可以通过培养美德来实现。柏拉图则同时提出了正义和理想社会的重要性，认为在理想社会中个人会为更大的利益而奋斗。二是现实的本质。柏拉图的形式论认为，物质世界仅仅是一个更高的、永恒的抽象形式或观念的影子。亚里士多德虽然对柏拉图的形式论提出了批评，但他仍然强调需要通过观察和分类来研究理解自然世界，为科学研究奠定基础。三是理性和知识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强调理性和知识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柏拉图相信哲学可以揭示真理，并由此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亚里士多德则重视经验观察，认为可以通过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获得知识。四是寻找智慧和真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强调终身追求智慧和真理的重要性。对柏拉图来说，这包括辩证的研究方法和致力于哲学研究。亚里士多德则提倡用系统性和理性的方法来获取知识。
关于第三个关键词“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贾洛认为，在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指当时欧洲存在的一种等级社会和政治结构）下，“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是指“间接附庸”（indirect vassalage）。在这种制度下，领主或者宗主国可以拥有宣誓效忠并为其服务的附庸国，这些附庸国也可以拥有自己的附庸国，附庸国的附庸国被要求忠诚地服务于附庸国，而不是领主或宗主国。贾洛说，展望今天的非洲，一些国家的政治党派在民主的外衣下享受着国家的财富，而该国的人民却在遭受苦难。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之间发生脱节的原因。非洲国家应该学习如何建立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并确保其公民的需求得到满足鸿博体育、愿望得以实现。贾洛总结道，人们应该强化自己的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和家庭观念。此外，对于非洲而言，应该由明智的人管理政府，理性的人制定法律。与此同时，不能忽视非洲国家自己的传统和习俗。在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还要为了人类的幸福和福祉，坚持创造，努力创新。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2023年已经逝去。在2023年，欧洲承受了内外多重危机的连续冲击，经历了多方面的蜕变与动荡。欧洲内部的社会撕裂冲刷着全球化时代形成的传统政党版图，俄乌冲突的延宕拉锯遮蔽了欧洲外部地缘政治变局的走向，而美欧互动的日益频繁预示着欧洲对外关系的新一轮重组。回首2023，欧洲局势可以用以下关键词概括。
俄乌冲突将欧洲拖入能源危机和经济滞胀的泥潭鸿博体育，至今无法摆脱；而美国政府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吸引欧洲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等“新兴和颠覆性技术”领域的制造业资本流向美国，导致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产业空心化”现象愈加严重。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经济发展陷入持续停滞状态，低迷不振。欧盟预计，2023年全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不会超过0.6%，通胀率不会低于6%。而德国2023年负增长已成定局，从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变为“欧洲病夫”。经济不景气使欧洲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内部矛盾更加尖锐，社会撕裂不断加剧。
在此背景下，欧洲激进右翼民粹力量迅速崛起，登堂入室，大有席卷主流政坛之势，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形成的欧洲传统政党版图已经破碎。2022年10月，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焦尔吉娅·梅洛尼就任意大利总理，其领导下的意大利政府在2023年实施了一系列右翼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疑欧主义内外政策。荷兰选举委员会2023年12月1日公布议会众议院选举正式结果，极右翼政党“自由党”获得众议院最多席位，首次成为众议院第一大政党，将着手组阁，很可能成为执政党。从冷战结束至今，荷兰首次出现激进民粹党派即将上台的景象。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如法国的“国民联盟”、匈牙利的“青年民主联盟”、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等，在主流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活跃。2023年6月底，法国警察在巴黎郊区截停检查时射杀一名17岁北非裔少年，引发群体抗议，进而发展成大规模骚乱，迅速蔓延至法国各地。愤怒的民众焚烧汽车，打砸市政厅，一时间许多城市火光冲天，街道一片狼藉。透过这场骚乱，欧洲内部不同族群、文化和利益群体间的深刻矛盾乃至尖锐对立再度暴露无遗，右翼民粹政党则借势扩展其影响。2024年不仅芬兰等欧洲重要国家将举行议会选举，欧盟三大机构之一的欧洲议会也将换届，当前欧洲各右翼民粹政党正在摩拳擦掌，积极准备，2024年欧洲议会大选很可能引发欧洲政治版图的剧烈地震。
俄乌冲突犹如晴天霹雳，彻底打碎了欧洲对全球化时代的无限眷恋，眼看着地平线上炮火连天，欧洲不得不深刻反思自己一厢情愿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德国总理朔尔茨在2023年1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提出“时代转折”这一命题，认为全球化进程已经严重受挫，由传统地缘政治推动的大国权力斗争重新成为塑造国际战略态势的主导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欧洲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所谓“新冷战”概念，将中美关系与俄乌冲突挂钩，认为世界正在形成新的两极格局，一极是美国主导、欧洲参与的“自由国际秩序”，另一极则由“中俄轴心”主导，两极之间必将长期对抗，持久竞争。在此背景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23年3月30日在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发表对华政策演说，提出了“去风险”构想。欧盟2023年6月20日发布《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文件，阐释了“去风险”构想，提出要采取措施，消除在“供应链‘韧性’”“关键性基础设施安全”“技术安全”和“经济胁迫”四个方面的“风险”；10月3日又通过了一项关于欧盟经济安全关键技术领域的建议，提出要对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四个领域进行更详细的风险评估，制定相应的“去风险”政策。欧洲的“去风险”意向实质上是“精准脱钩”或者说“定向脱钩”，即通过产业战略、出口管制、进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形式的政策架构，在特定的“关键性”或“战略性”产业和部门，限制、减少乃至完全断绝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以减轻对中国的“战略性依赖”，保障自身的“经济安全”。
为贯彻“去风险”意向，欧盟希望实现“外部供应链的多样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广泛而多样的联系，从而使“战略性”部门的跨境贸易和投资活动能够承受地缘战略变局的冲击，保持长期稳定。欧洲政治精英将对外经济关系的这种可以灵活应变的多样化特征，称为“韧性”，进而形成了对“韧性”的执念。2023年，部分欧洲国家积极配合美国，拉拢非洲和拉丁美洲，发起经济外交攻势，并在“关键性基础设施”“关键性原材料”和高端制造业三个领域集中拓展对外联系，意图使“关键性”“战略性”矿产和能源的供应能够承受突变，保持稳定，进而使自身的基础设施保持良好运转。
俄乌冲突的延续和欧洲自身内部的经济困境，使欧洲对美国的战略依赖逐渐加深，美欧互动越来越频繁，双边战略协作趋于机制化。2023年美国与欧盟借助“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三个平台，每个月至少举行一次部长级以上双边磋商。2023年，法国、德国、荷兰、芬兰、波兰、西班牙、瑞典、意大利等欧盟重要成员国的领导人以及中东欧“布加勒斯特九国模式”成员国的领导人都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双边会晤。美欧紧锣密鼓地展开沟通，形成了关于“时代转折”“新冷战”和“去风险”的战略共识，双方对外战略决策的节奏与焦点逐渐趋同，越来越“同频共振”，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美欧对外经济政策“泛安全化”。2023年，美国政府继续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借助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经济战”政策工具，实施强硬而严密的对华经济与科技遏制。美国政府在2023年8月出台管控美国对华高科技投资的行政命令，10月17日出台进一步收紧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的细则，从2023年初至今又将20多家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列入制裁“实体清单”，可谓步步为营地展开布局。而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对美国亦步亦趋，紧密相随。荷兰在2023年3月出台《情报总局评估报告》，4月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文件，6月30日公布关于芯片制造机械的对华禁运规定。德国在2023年6月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文件，7月出台首部“对华战略”文件。欧盟也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并在10月初出台针对中国电动汽车产品的反补贴调查。可见，欧盟与美国双方决策意向和节奏更趋一致。
第二，美欧正在联手对中国周边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发起更加频繁的经济外交攻势。2023年1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晤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月22日，拜登又与赴美进行国事访问的印度总理莫迪会晤，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称要建立“技术与创新伙伴关系”。9月10—11日拜登访问越南期间，美越双方宣布将双边关系由全面伙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外，10月初美国还与新加坡举行了“关键性和新兴技术对话”。同时，拜登政府持续力推“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PGII），意在强化对全球南方的影响。而欧盟同样动作频频。欧盟在2023年5月举办“欧盟印太部长级论坛”，6月27日发布《欧盟—日本数字贸易原则》，7月31日宣布恢复与菲律宾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此外，2023年9月9—10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在印度举行，峰会期间欧盟配合美国发表声明，表示将与美国联手建设“印度—中东—非洲经济走廊”，并将共同在非洲的安哥拉、赞比亚和刚果（金）三国建设“洛比托走廊”，投资修建铁路。欧盟的这些外交动作，显然意在配合美国，布局第三方区域，抗衡乃至遏制中国。
2024年已经到来，欧盟和美国都将举行换届选举。欧洲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的脉动将更加跌宕起伏，同时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欧洲也将继续在中美之间左右摇摆，既摆出向美国选边站队的姿态，又维持与中国的经贸联系。暗流涌动的变局还需要密切观察，详加分析。
岁末年终，各大国际辞书出版机构和媒体公布年度词汇，已经成为规定动作。本报记者整理了其中的代表性词汇以及学者对这些词汇的评论。
美国辞书出版机构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2023年11月27日在其官网发文宣布，该公司选出的2023年度词汇为“authentic”（真实）。文章称，在与人工智能、名人文化、身份认同、社交媒体有关的故事和对话推动下，在过往年份高检索量的基础上，“线年的检索量大幅增长。人们比以往许多时候都更多地去思考、写作、渴望和评判“真实”。报道提到，“真实”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既可作为 “real”和“actual”的同义词，表示“不是假的或不是仿制的”，也可表示“忠于自我的个性、精神或性格”。虽然“真实”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特质，但“真实”很难被定义，也容易引起争论——这是许多人去查字典的原因。“真实”往往与个人或集体层面的身份有关，常与“self”（自己）、“voice”（声音）等词搭配。例如，2023年，一些演艺界名人因表示要寻求“真实的声音”和“真实的自我”而登上新闻，相关报道将“真实”这一特征与流行文化的能量联系在一起。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及其对学术诚信、深度伪造视频等议题的影响，“真”与“假”之间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模糊。商品品牌、网络红人等展现了对“真实”的追求，一些应用软件和社交平台将记录“真实”的体验作为主要目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实的内容创作者”现在被认为是建立信任的黄金标准，“真实性”有时成为了一种表演。
美国《柯林斯词典》发布的2023年度词汇是“AI”（人工智能）。英国《卫报》文学编辑大卫·沙里亚特马达里（David Shariatmadari）对此表示，2022年底，突破性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进入公众视野，它模仿人类自然语言的能力令人惊叹不已，既富于吸引力也带来了焦虑。如果计算机成为语言这一人类擅长领域的“专家”，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这引发了热烈的辩论、观察和预测。在他看来，《柯林斯词典》对人工智能的定义，即“通过计算机程序对人类心理机能进行建模”，刻画了人工智能所带来挑战的深层本质。在找到机器是否真的能够“类人”及人工智能对人类影响的答案之前，人们的生活仍在继续，《柯林斯词典》候选年度词汇对此进行了集中展现。例如，候选词汇之一是“deinfluencing”（去影响），该词来自数字文化领域。人们很熟悉一种现象：网络红人利用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的人气引发新的趋势，并从代言背书行为中获取利益。“Influencer”（影响者）一词有一系列变体，“mega-influencer”（超级影响者）、“micro-influencer”（微型影响者）甚至是“nano-influencer”（纳米影响者）鸿博体育。“去影响”则是该词的一个新的变体，《柯林斯词典》将其定义为，“利用社交媒体警告关注者避开某些商业产品、生活方式等”。
英国《剑桥词典》发布的2023年度词汇是“hallucinate”（产生幻觉）。《剑桥词典》编纂团队选择这一词汇的原因是，其新含义触及了人工智能相关讨论的核心。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人们仍在学习如何安全有效地与之互动，这意味着人们要意识到它的潜在优势和当前弱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潜力继续成为热烈讨论的线年受到广泛关注与一系列大型语言模型工具发布并供公众使用密切相关。新技术带来了新语言。2023年，《剑桥词典》编纂团队既在词典中添加了新的、与人工智能有关的术语，也对“hallucinate”这样的现有词汇的传统定义进行更新，增加了人工智能相关含义。人工智能工具尤其是那些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工具，可以使用虚假、有误导性或编造的信息来生成内容，以一种自信、有时看起来也很可信的方式来“产生幻觉”。人工智能制造的幻觉已经对现实世界产生了影响，如在法庭上援引虚构案例、在宣传视频中出现事实性错误信息等。这个新定义描述了人工智能技术拟人化的趋势——人们倾向于在谈论、写作和思考与机器有关的问题时使用类人的隐喻。对于这一观念上的深刻转变，剑桥大学利弗休姆未来智能研究中心高级助理研究员亨利·谢夫林（Henry Shevlin）表示，“幻觉”一词被广泛用于指代像ChatGPT这样的系统所犯的错误，就人们如何思考和拟人化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快照。不准确或误导性的信息长期伴随着人类，无论是以谣言、虚假宣传还是假新闻的形式。虽然这些通常被认为是人为产物，但“hallucinate”是一个表示唤起、激发的动词，暗示着一种与现实脱节的代理。这反映了微妙而深刻的感知转变：产生“幻觉”的是人工智能，而不是用户。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普遍相信人工智能的感知能力，但它强调了人们倾向于将类似人类的属性归于人工智能。谢夫林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相关心理学词汇将进一步拓展，以涵盖人们正在创造的新智能的“奇特能力”。
美国孟菲斯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副院长罗杰·J.克罗伊茨（Roger J. Kreuz）对上述年度词汇总结指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词汇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认为，“真实”这个概念，特别是当它被用于形容人类创造的产物和人类行为时，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其变得更加复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维克多·李（Victor R. Lee）曾提出，人们对真实性的判断是下意识的，经过多年实践磨炼出来的，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缩小了这一认知框架。这是因为，当生产原创的新内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那些投入大量努力并怀有最佳意图、掌握了相关技能的人员，才能生产出这些内容。而现在，这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假设。
克罗伊茨表示，虽然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人类的思想和双手必须在创造真实的事物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真实性一直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面对人们对现实的集体把握所呈现出的脆弱性，难以捉摸、表达抽象理想的“真实”一词成为年度词汇，在某种程度上是合适的。